滑脱心房的羽毛

这次市文联笔会找的作者不是很多，还是很高兴认识了一些新朋友，比如常听永华老师提起的程远、解良和大祝等。创评部对这次笔会是很重视的，搬去了三箱白酒，准备了烤全羊，王晔接通了网线，带去了小音箱和新置办的120相机，一副长期安营扎寨的架势。周一当晚，市文联张主席、翟主席、谢老师、家增老师和许多老领导都赶去助兴，喝到高兴处，大家开始拉歌，山野间的那个露台，就有些像艘渡船，漂漂荡荡的。夜色阑珊，杯盏渐残，忽然下起了暴雨，酒桌上的如篷大伞被吹打的颤动起来了，朗润的雨气扑面而来，四周很快形成雨帘，远山上的植物枝叶，开始白亮地晃动。大家的情绪又高涨了起来。雨后的碧云山庄，空气格外的好，拾阶而上，我居住的地方在半山腰，提前离开的恩明把带去的碧螺春分了我一半，独自在房里读了整晚的帕慕克。闰五月的北方山间夏夜，不冷不热，蝉鸣声都听不见。早上，两只雀鸟在窗前飞上飞下，我惺忪地觉得它们是从昨晚的书中遗留下的，一点儿都不真实。前些天爱东从上海回来，提到他开车在那里找郊区，竟然一直没有找到，回去后还准备再找。后来，他和小毕带我去李杰家里喝普洱，那晚他的情绪一直不是很高，或许是过于劳累的缘故吧。李杰家里的书，的确很多，但看了很久，最后才发现自己感兴趣的书，都在一个小柜子里，一函函的线装书，有种墨香，就像陈年的普洱。

早上朋友发短信过来，提醒夏至将至，一阴将生，这几天最好哪儿都不要去，多注意休息——几天的阴雨天，此时才现出晴和，似乎陷在忧闷状态中泅渡的思绪，才可以露出水面，大口的呼吸，脑海里方可从西面的荡漾水波中，闪现昔往熟悉的场景和已经消逝的身影——他们更像是色色相叠的鱼群，川流不息，鱼贯而去。 2009年6月15日，子明先生走了。在我的感受方位，他始终在我的西岸，现在那个方向堤岸崩摧，已经被水波淹没，浩淼的精神泅渡，失去了一个可以休憩的港口，虽然他本人，是最称得上东方的。与先生的最初谋面，是在1988年的初冬，那时子明先生到抚顺石油学院社科部执教不久，由他主持了市书法特训班。作为三十几名学员之一，更多的时候只是像干枯的海绵一样，终于遇到了充足的水分，尽量多的吸收和涨满，使自己变得更加有重量，或许就是当时最急切的心情——当时只临习过几年唐楷，整个思维还在间架结构里旋转，看到其他学员已经行、草、隶、篆，各体纷呈，特别是北碑雄强之风扑面而来——这种阳刚之气，便是子明先生率先推波助澜的，加上先生请来的省市名家的现场示范，才知道书法还有这么多的开合变化，可以这样自由的书写。“初学三年，天下无敌”的轻狂，就这样走向了自醒，甚至卑微。整个培训班，我不记得与先生有过交谈，或许天性使然，在自己敬畏的人面前，会变得很拘束，不敢近前。先生“遗貌取神”的率性谈吐、环眼方脸的刚烈样貌，却一同印在了心里，二十年后依然如故。向先生当面请教，已经是第二年的夏天了。在望年之交老杨的引见下，去了石油学院路南的那座高楼——电梯在徐徐上行，我觉得那天怎么这样闷热，人像喝了酒似的晕旋。电梯门晃动两下，敞开了，老杨去敲房门，我抱着一大卷习作，在黑洞洞的走廊拐角思考如果子明先生不在家怎么办？如果子明先生在家应该怎么说与先生的第一句话——这时我听到了熟悉的率性声音在打招呼，不知怎么就坐到了堆满书籍的茶几前，一本摊开的画册的空白边角上，写满了铅笔字。子明先生与老杨聊过几句家常，便很认真地看我的习作，一面鼓励，一面指出用笔的欠缺。后来还偶尔去过先生的教室几次，他喜欢打乒乓球，常常一边擦汗，一边喝整瓶的啤酒——那就是他的午餐。我有时在想，如果从那时起，就一直跟随在先生身边，书艺肯定是另一翻境界了，偏偏自己喜欢的东西过于杂糅，又总是想自己能做的做到自己满意为止，再去麻烦先生斧正，可这个怪圈一转就是十几年，自己也从十几岁的少年，步入了人生的中途，期间虽然时常观摩先生的书、画、印作和现场挥毫泼墨，却疏于问候，或许是自己始终没有长进的缘故吧。再次见到先生，是在辽宁省书协二十届临帖班上，他大病初愈，走路有些跛脚，消瘦了很多，性情也变得温和了，不时与年轻人开玩笑，在沈阳的一周朝夕相处，总见他给人画扇面，团团金鱼，像是从他唐装袖口游到扇面上的。在上百人的示范现场，他写的是拿手的大篆，直管长锋，像写草书一样的大开大合，他站在长案前，谁会觉得他是个病人呢？那时候子明先生已经搬到了石油学院的院内，学院也更名为辽宁石油大学，着手进行大规模的扩建。我也恰好搬到了与之一路之隔的东面。有时间就去他的书房坐坐。那间十几平米的书房，四周一圈的书架，中间全是书案，空余仅够人局促地坐下。只要有客，无论是谁，他都沏上好茶，围案而谈。兴致好的时候，常即兴铺纸。至今我还珍藏着他在我本历年写的一幅隶书：吉无不利。近年他喜作狂草，画长卷群鱼。一次去先生那里，有一个画家朋友来访，先生在长案上展开了一幅绘在绢上的20米长卷，那些不同样貌和姿态的鱼，似乎在面前徐徐游动。画家当即说，这样的鱼才是写意，不是线钩出来的，却能感受到鳞的存。迎着光，的确可以透过绢本，看到色色相叠的墨气。后来先生到中央美院做访问学者，回家过年的时候，他在新出的印谱扉页上，用飞动的草书题过字，盖了三方印，才递给我。他在印完佛头之后，像往常一样，打了揖手。这个印谱属于《中国篆刻百家》系列，其中有为我刻的一方闲章“不离其中”。子明先生曾在一次聚会上，说起了早年求学的事，他是卖了口粮去看老师的，吃饭的时候却是老师结的帐，他说当时就想以后有了学生，也不能占学生的便宜，并说我为你们自豪，有你们才有我的价值。令我不能忘怀的是，当他得知我的岳父身患与他相同病症，整日忧心重重的时候，他主动赶到我的岳父家里，去做思想工作，消除了老人家的疑虑。后来，为了方便孩子上学，我搬到了市内，加上工作越来越忙，很久没去先生家里坐坐了。与先生的最后一面，是在一个婚礼上，走进酒店的门厅，见他与人叙谈，便过去问候，得知他已经搬去新居，并相邀有时间过去喝茶。不曾想走进他新居的那天，却是为先生送别。那天早上，发现钥匙上的U盘环扣断了。不久就从电话里得知了噩耗，子明先生于昨晚午夜前，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子明先生画廊一样的新居，摆满了新装框的明艳鱼群，纸幅每张都不是很大，却觉得连着海天，纵横江湖——有人说，白石虾、悲鸿马、黄胄驴、子明鱼——浩叹天意弄人，正值艺术喷井期的花甲之年，子明先生却跨鱼西去，咫尺天涯。

（附子明先生简介：张子明出生于1949年，河北武清人，字玄石、号九色莲花居主，辽宁石化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访问学者。自幼得家父张景川启蒙，后从师关东名宿冯月庵，邢洞川、康殷等先生学习书画篆刻艺术并专研艺术理论。辽宁省书协副主席、辽宁篆刻艺委会顾问、辽宁刻字艺委会主任、辽宁国画会理事，抚顺书协主席、美协名誉主席、辽东印社社长、抚顺政协委员等职。书画篆刻作品自1978年以来多次参加国内外重大展览，相关辞书和媒体对其均有收录和报道，许多作品 被海内外有关部门及个人收藏。康殷先生评其作品：“别开生面；”杨仁恺先生观其图形玺印作品后评曰：“前无古人，后启来者，锐意创新；”辽宁大学教授王前先生看其观鱼图卷后说：“白石‘虾’、悲鸿‘马’、黄胄‘驴’、子明‘鱼’，此语不虚也”。其书法作品还被诸多风景名胜勒碑上石并有十余篇有关书、画、印论文发表。作品曾入选全国第一、二、四、六届书法大展、三届中青展、国际青年书展、首届篆刻展、首届国际篆刻展、中国名家书法邀请展、中日友好书法交流展、中日百家篆刻展、海峡两岸交流展、大陆百家书法台湾展，中国书法家优秀会员作品展（集），《中国时代画报》、抚顺、辽宁、中央电视均有专题报道。作品传略入编《当代书法家大辞典》、《当代篆刻家大辞典》、《当代美术家大辞内》、《当代文艺家名人录》、《世界华人书画篆刻家大辞典》等辞书。其书画篆刻作品广为国内外收藏，并被国内外著名风景区勒石刻碑。）

这次与王师傅一起去国资委开会，没有多少逗留时间，有很多事要赶回来处理。与预想的差不多，只是顺路去琉璃厂看了看，在荣宝斋买了几枝毛笔。搬家的时候，大部分的毛笔不知放到了哪个角落，一直没有找到，很是舍手，暂且补充一些。在中国书局遇到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王铎诗稿墨迹》，回来的四小时车程，就有了翻看的物件。另外，还买了本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的《米芾书龙井山方圆庵记》淡墨折帖。《米芾书龙井山方圆庵记》以前有一本，后来找不到了，这次算是补上了旧日的缺憾。这个季节的北京傍晚，很适合散步，我和王师傅从和平门走到大歌剧院，绕着荡动的圆形水面走过去，越走越有兴致，一直走到了南长街的林荫路上，再往前是北长街，直到北海东侧的护城河边，才觉得有些累了，坐在街边的条石上，看十几个学生样貌的人等候拍摄护城河的夜景——那时街上刚刚亮起灯光，护城河西南方向的城墙，与灰蒙蒙的天色的界线还很不分明，十几个三角架上的镜头，更像是某种象征。一个老师模样的人，不时讲上几句，如果不是从神色上判断，他与那些学生在年龄上差别不大。

取票回来，意外地发现餐桌上趴着个灰刺猬蛋糕，四周放了四个象棋子大小的蜡烛，边上还有一个奶油标牌，上面写着几个红字：爸爸生日快乐。是儿子特意选的，很卡通。生日有个蛋糕，是很平常的事，但真的摆在面前，还是很感动，特别是四十岁的时候，就觉得有几分不寻常，很郑重地许了愿，吹灭蜡烛。切蛋糕的时候，把可爱翘鼻子的灰刺猬脸，整块给了儿子，毕竟整个惊喜都是他给的，我和老伴儿享受这个过程，就很满意了。在以往的印象中，四十岁已经是一大把年纪了，胡子拉茬、瓮声瓮气的大老爷们形象，怎么都觉得很遥远，可事实上已经真真切切地进入了这个年龄阶段，甚至可以肯定地说，生命的旺盛期已经过去，开始走一天不如一天、一年不如一年的下坡路了，虽然好时光没有终结，在许多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生命本身，的确进入了秋天，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了。或许越是这个时候，越不必匆忙，越要一件件把事情做好。席慕容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早年看画展，总是很急切，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看更多的画，可从展厅里出来，都没有什么印象了；中年后看展览，只在喜欢的几幅画前停留，反而每次都有收获。

今天在左岸文化读到佘碧平的文章《“反动派”这个词》，觉得有必要保留，特转载如下：也许，在这个星球上，法国文人最异类，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味道。这倒不是说他们喜欢玩弄辞藻、噱头，或爱走偏锋，而是关注常人熟视无睹的要害货色，且成色十足。从左拉、巴尔扎克、萨特、邦达、福柯到罗兰·巴特，都是这派人物。随便拿一个出来，至今都有卖点。左拉的卖点是“我控诉”，巴尔扎克的是“守财奴”，萨特的是“他人是地狱”，邦达则是“知识分子的背叛”，福柯爱拿“微观权力”说事。可惜的是，这些“大人物”都已作古，也被好事者翻来覆去“炒烂”了。好在法国盛产这类文人，安托瓦纳·贡巴尼翁就是其中之一。那么，贡巴尼翁的卖点在哪里呢？我看就在对“反动派”一词的拨乱反正上。以往“左倾”思潮当道时，“反动派”和“反革命”一样，都属“坏人”。比如，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就有“地富反坏右”之说，其中的“反”就是“反革命”。现在中国的刑法上已经没有“反革命罪”这一罪名了。其实，在“反动”的观念史上，“反动”（Reaction）一词在西文中，最初只是“中性词”，意为“反对”，与“动”（Action）相对立；即使在政治上，也只是指反对政治或社会变革，并非贬义词。但是，在法国大革命中，“反动”却成了“反革命”的同义词，逐渐贬义化。因此，法国大革命成了“反动”观念史上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反动”与否，还只是理论问题，至多遭启蒙思想家们“口诛笔伐”一番；但是，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它就成了生死攸关的事了。不过，贡巴尼翁很聪明，虽然是大学教授，却没有像写教科书那样，把从德·迈斯特到罗兰·巴特的反现代派（也即现代性的反动派）脸谱化。“反现代派的说法不是单义的”，即使在反革命、反启蒙、悲观主义、原罪、崇高和抨击等论题上，这些反现代派们也是观点各异。作为法国文学史的大家，贡巴尼翁对他们的生平和著作实在是太熟悉了。他奇妙地把他们的观点、交往与逸事编织成一幅历史背景网络，让他们的各种观点和倾向作为图像凸现出来，生动而有趣，一再印证了这些反现代派其实是“自由的现代派”，是与现代派“一体两面”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反现代派是现代派的反面，凹陷，它的不可缺少的皱襞，它的储备和它的源泉。没有反现代派，现代派就要走向灭亡。”有趣的是，贡巴尼翁得出的结论却不再是文学的或历史的，而是哲学的，或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至少，在仔细读完《反现代派》后，我感受到的是来自历史深处的反讽性。这一反讽性就在于现代派与反现代派在针锋相对的同时，亦存在着同谋关系。比如，德·迈斯特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反现代派。他也反对专制君主，也认真读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不过，“他用卢梭的语言反驳卢梭，用大革命的论据批评大革命”。在他看来，反革命并不是倒退，而是和革命属于同一个历史时代，是革命的下一个阶段。他甚至认为，大革命可能会为君主政体服务，即“一旦革命运动确立了，法国和君主政体只能由雅各宾派来拯救”。不过，让人不得不接受的是，历史恰恰证实了大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这一共谋关系。从贡巴尼翁的“反现代派”的谱系上看，德·迈斯特算是确立“反现代派”纲领的第一人。简言之，反现代派就是奉帕斯卡尔为精神导师，反对笛卡儿的大理性主义，强调机智、直觉、反讽和深刻，反对概念、机械和秩序。这一切经过夏多布里昂、勒南、布鲁瓦，逐渐演变成反现代派的传统。不过，有趣的是，在二十世纪初，由于柏格森强调生命体验和冲动，一时成了帕斯卡尔的当代化身，并被贝玑、马里坦等人用来批评现代世界的工具。不过，好戏刚开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就变了味。贝玑等人非常喜欢柏格森早期的两本哲学著作《论意识的直接材料》和《物质与记忆》，大赞柏格森发现了一个新的永恒世界，其中有的只是绵延、事件和有机体。但是，自从柏格森发表《创造的演化》之后，贝玑和马里坦等人就觉得柏格森转向了，开始迎合现代派，倡导一种不断增长的进步观。1914年2月，当柏格森被选入法国学士院时，贝玑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柏格森进了学士院，因为他同索邦大学和解了。”潜台词似乎是“柏格森最后还是被现代派的体制收买了”。不过，历史事实并非如此。据波夫娃和梅罗－庞蒂的回忆，以现代派大将布隆施维克为代表的索邦大学从来就没停止过对柏格森的攻击和嘲弄。可是，不管柏格森如何辩解，他都成了反现代派的靶子。其中，攻击最烈者，要数那个有点神经质的朱利安·邦达。如果说德·迈斯特的反现代派的观点还能一以贯之的话，那么朱利安·邦达对现代世界的态度却经常会发生“观点的变形”。也许是得了左派狂躁症，邦达常常会因为“移步换景”而乱了步伐，让自己的观点变了形。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原来是柏格森主义者，后来摇身一变，成了理性主义者。在他看来，柏格森主义倒是现代世界的核心思想，而反现代派却是古典主义、理性、普世价值、传统、秩序和权威的辩护士。这整个把从德·迈斯特以来的反现代派的纲领颠倒了过来。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时代在二十世纪初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像柏格森主义之类的时髦思想把从笛卡儿以来的现代派挤进了传统之中，而把自己打扮成了最新的现代派。写到这里，我也不免有点眼花缭乱了。不过，文人之间打笔战，终究是“动口不动手的”。若是转到政治人物身上，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就不是什么轻松的话题，而是性命交关的事了。比如在1938年发生的“莫斯科审判案”中，布哈林这个布尔什维克的著名理论家竟被斯大林指控为“反革命”和“外国间谍”，曾指使社会民主党人卡普兰刺杀列宁，暗杀了基洛夫等人。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布哈林却在法庭上承认了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当时西方很多人相信是布哈林熬不过酷刑而最后招认的，而今天又有档案显示，他是为了保护年轻的妻子和幼子的生命，而违心认罪的。其实，无论是酷刑，还是因为亲情，布哈林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和无辜的牺牲品。作为布尔什维克，他和斯大林一样，都想把苏联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他和斯大林是同志，也是“同谋”。但是，在如何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方面，他却反对斯大林的高速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政策，坚持继续推行“新经济政策”，通过振兴农业来建设强大的国家。因此，准确地说，他只是一个政治上的反对派，而非“反革命”或“反动派”。但是，历史的诡秘之处就在于，它只选择一个，而另一个必须牺牲掉。从1928年到1938年，随着法西斯主义在欧洲日益得势，苏联的国家安全也变得十分严峻。于是，人们开始相信布哈林的经济政策削弱了苏联的国力。很可能，布哈林就是在这个氛围下违心地认罪的。但是，布哈林只是为了他和斯大林的共同事业（即共产主义）而“相忍为国”的，其实他心里并不认为自己有罪。就在自己被捕之前，他恳请新婚妻子默背下自己的遗嘱“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在信中，他坚信历史将会还他以清白，他不是“叛徒”，更未刺杀过列宁。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还是这个历史，它真的在五十年后还布哈林以清白，最终向世人昭示布哈林是有道理的；客观上破坏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恰恰是斯大林，而布哈林的农业政策从长远来说更加有益于苏联的强大。可惜的是，这一历史的正义姗姗来迟，很快历史就翻开了新的一页，苏联成为了历史，只能供人凭吊了。不过，布哈林的冤案从定案到平反，却也说明了他如何从一个政治反对派变成一个政治反动派和反革命的，最后又被历史还原为受害者和牺牲品的过程，恰好为“反动”一词从中性到贬义的意义建构过程，做了标示。这样看来，贡巴尼翁说得不错，“没有反现代派，现代派就要走向灭亡”，革命派与反动派的关系亦是如此。因为历史不是个体实践的简单堆积，而是所有个体实践之间不断交错成形的过程。理解历史的意义，就是去弄清楚人们对历史事件的各种不同观点或意见是如何在历史处境中相互纠缠、交错和对立的。任何人的选择都不是孤立在其他人的选择之外的，其意义与责任不仅仅依赖于他自己的善良意志，而且更取决于其他人的看法。因此，对于历史事件中的每个人来说，未来是不确定的，任何选择都不免带有冒险的色彩；对于政治家来说，更是在拿生命做赌注。法国大革命、布哈林的冤案、麦卡锡主义都一再为这一切做了注脚，说明了反动派与革命派或正统派之间是血脉相连的。不过，仅仅对“反动派”一词进行辨析，把“反动派”还原为“反对派”，是不够的。因为它无法保证人们不会再把“反动”一词贬义化，把反对派丑化为“反动派”或“反革命”。即使时空转换，人们亦会“好了伤疤忘了痛”。记得苏格拉底在拒绝学生助其逃亡时说过：“别处的人不会比这里的人更容忍我。”实是至理名言。所以，在我看来，在贡尼翁的《反现代派》之后，实在应该再有一本研究如何在制度和教育上确保反对派不被贬义化的著作。

再过几小时，便四十周岁了，想到徐渭的几句题画诗：闲抛闲置野藤中。19岁起开始做司炉工，却迷恋百无一用的书生生涯，后来果真可以通过轻飘飘的笔墨养家糊口，20余年衣食无忧，已属不易，还有什么奢求呢？尽量把可以去做的事情，做得扎实些，感念那些在逆境中帮助过自己的人，哪怕只是精神上的善意支持和理解，都是弥足珍贵的——我想这就是余生最值得去做的事了。对于一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扛、学不能治国平天下的人来说，目睹计划经济的自行车，换档为市场经济的摩托，再驶向知识经济的高速，又转为后现代的轻轨，而我们还没有在一路颠簸中饿死和老死，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近一时期较频繁地参加葬礼和探望病人，更切身地感到生命的极限，近在咫尺，哪里存在不朽的永恒？所谓永恒，只存在于信念，一念通天，我们才能与古人遥感，历史才有存在的价值，未来才给人信心，如果不是这样，枯叶一样凋零的生命，还有什么可依恋的呢？星期天去北京，去的地方恰好在琉璃厂的近旁，旁的地方看来没时间去了。差不多有三年没去那里了。很喜欢在那里醒来的那种感觉，空气里都有一种厚重感，只是这些就给人力量，催促自己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能松懈——细想想，又说不出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是种气场吧，一接近它，就会发生影响，不自觉地心灵感应。现在已经不记得到底有多少次在那样的感应下，接受心志的洗涤了，好象充电一样，接通一次，几年都会血脉畅通。这是否像迈克哈里斯那个大西洋底来的人一样，过一段时间就要泡在水里，不然就会一丝气力都没有，更没有什么超凡的神力了。

这个双休日又被两个材料耗去了，一个3000字，一个5000字，天色微明才躺下，一整天还是昏昏沉沉——但丁所在意的稳定的柱体，我体会到的是承受力。旁逸的枝蔓是可以招摇的，在北方的冬天，便会枯萎。初夏的街上，人们忙着修路，路旁植上如锦的花圃。河堤路上的条石想必也换完了吧——我只听到河岸与流水的声音/只听到每小时洒泪一滴的峭壁/或幽泣的泉水顺从的悲凄/以及桦树叶隐隐约约的颤兢//我感觉不到河流在卷走小船/流逝的是开满鲜花的河岸，而我没动/在我双眼掠过的深深的水里/倒映的蓝天像帷幕一样颤抖//这河水似乎在睡眠中起伏、蜿蜒/它已不再认得堤岸的边缘/水中的一朵花忧郁着，不知道选择哪边//人们渴望的一切像这花一样/会在我生命的浪涛上出现/却从此不告诉我欲望该倾向何方——苏利-普鲁多姆的《水上》，恰好与内心的感受相契合；而叶芝的《那样的意象》所呈现的粗犷短句，比较适合晴和的午后——要是我叫你离开/你那心智的洞穴/在那阳光下，风里/得到更好的培养//我可从没有叫你/前往莫斯科、罗马/别理那一套傻事/你去叫缪斯回家//寻找那样的意象/构成狂人和处女/构成狮子和婴儿/还有街头的娼妓//你到半空中寻找/展翅而飞的雄鹰/承认这五种东西/它们使缪斯唱吟；赫尔曼-海塞的《写在沙上》是适合傍晚来读的：世间美好和迷人事物/都只是一片薄雾，一阵飞雪/因为珍贵而可爱的东西/全都不可能长存/不论云彩、鲜花、肥皂泡/不论焰火和儿童的欢笑/不论镜子里花容月貌/还有无数其他的美妙事物/他们刚刚出现，便已消失/只存在短短的瞬间/仅仅是一缕芳香、一丝微风/懂得这一切，我们多么伤心/而所有恒久固定的东西/我们内心并不珍爱——就是那数不清的星星/遥远而陌生地高挂天穹/我们短暂过客无法比拟/他们也不会进入我们内心//不，我们内心所珍爱的，却是趋于凋零的事物/而且常常已濒临灭亡/我们最最心爱的/莫过于音乐的声调/刚一出现便已消失、流逝/像风吹，像流水，像野兽奔走/还缠绵着淡淡感伤/因为不允许它稍作逗留/稍有片刻的停息、休止/一声接一声，刚刚奏响/便已消失，便已经离开//我们的心就是这样/爱流动、爱飞逝、爱生命/爱得宽广而忠贞/绝不喜爱僵死的事物——所有和我们一触即逝的东西/才能让我们体会/欢乐或者痛苦/我们爱和我们相同的东西/我们认识风儿写在沙上的字迹；翻到萨瓦多尔-夸西莫多的《岛》还是令人砰然心动：对你的爱/怎能让我不忧伤/我的家乡/桔花/或许夹竹桃/清幽的芬芳/在夜空荡漾//一湾碧蓝的流水/催动悄然东去的玫瑰/落花轻舔堤岸/在谧静的海湾低徊//我依稀回到你的怀抱/街头隐隐传来/温柔而羞怯的声音/呼唤我弹拨诗人的弦琴//我茫茫然/这似乎童年/又仿佛爱情//一腔乡思/蓦然翩飞/我赶忙潜进/留不住的迢遥往事；最后把目光停留在了德里克-沃尔科特的《星期日柠檬》上：孤寂的柠檬，在你的土碗里/牢牢吸住/照在你的苦肉的光//让柠檬的闪耀/成为这个赤裸星期日里/你全部的甲胄//你僵硬的目光/从苹果的盾上弹起/真实得像蜡制的一样//与这位妇人的回忆/分担你酸酸的沉寂/忆起其他水果的星期日//直到因集中精神/你变强大，一个头盔的方阵/一鼓作气而无畏//在蜂仅仅为甜蜜而死的/六边形城市群/你的灯最后一个熄灭//在这个星期日/在这张擦亮的桌上，它要求的/胜过蜡烛的忠诚//胜过戴着头盔如蜂般死去的/征服者，她金发的头在/繁殖记忆//当下午已昏沉得/变成靛蓝色，让你的灯光/继续注满这黑色的//土碗，仍是生命，但却是个/眼泪或露珠欢乐之外的/生命，夜晚快乐的、霓虹的沮丧/模糊了躺着的/这个妇人的睡态/一个柠檬，一盏无光的灯。

今天机关组织上山拔草，每人一条白毛巾，自备白手套，每个单位还给准备了一个耙子，可以把那些帖服在地面的经冬枯草，连根拔起——加上风和日丽的，连续两周断断续续的阴雨天气，已经了无痕迹。耙子划过的地方，现出了嫩绿的新芽，在黎黑的土地上。不到两个小时，枯草在路边已堆积如山，像是从山上新打的柴禾。我们分担区的最里面，有一大堆堆积在那里的树枝，高可齐腰——手上的耙子齿已经弯了几次，看一眼我们同去的三名女同事和一个年轻小伙，这很像是不能完成的任务。这时其它单位基本都收尾了。临近单位的人便走过来帮忙，眼见树枝堆变小变薄，直到露出泥土。这时才注意到远处的桃花都开了，有几分世外桃源的味道。临近五一的这几天，发觉工作还是排的很满，出来劳动劳动，肢体虽有些劳乏，心情却开朗了很多，就像连天阴雨后的晴朗午后。

月余来马不停蹄、昼夜兼程、废寝忘食的忙碌，总算有了阶段性成果，这期间所受的误解和闲气，也就显得不重要了——牛年一开局，就可以感到不管什么事，无论好坏，进展的都很迅疾，有种势不可挡的气势，这与去年那种什么事都没完没了没着没落的整体氛围，是不同的。外部环境的大趋势如此，可以用近来热播的电视剧《潜伏》来比照， 我是从十几集之后才偶然看到的，发觉剧情的整体节奏推演的很快，而且饱满、细腻，没有丝毫的草率。里面的人物也都很入戏，一个男人与三个爱他的女人都不用说了，里面的大小特务都演的很好。昨天和一个哥们闲谈的时候，他也说这是《亮剑》之后比较好看的国产电视剧。翠平那种傻大姐的性格，拿起驳壳枪的时候，才显出女游击队长的魅力，其它的时候就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要在院子里建一个鸡窝，却阴错阳差地做起了秘密工作，展现出的其实是不同文化的碰撞，但她的本色是好的，肯于见贤思齐，学打麻将、学写字、学恋爱，把金条放到鸡窝里，就显得十分可爱；晚秋这个很小资的人，在余则成的点化和帮助下，走上了革命道路，从她前后写的不同诗里可以看出思想的变化——也可以说也是不同文化的碰撞，所发生的具体影响；而给她们俩带来影响的余则成，最后得到了两段爱情——重新述说这些，语言显得很苍白，故事本身呈现的那些细节，才是有魅力的。

一份资料显示缓解内心压力的最好办法是阅读（可达68%），沉浸在书中的情境，可以有效去除内心的焦虑，其次是听音乐、喝咖啡和散步。问题是内心压力较大的人，大多的状况是没有时间，而这些办法都是很消耗时间的。那么，只好去挤了，像游离出罐头的沙丁鱼。陪妈妈在沈阳住院的时候，在北方图书城买了些书，今天发现已经断断续续地读完了。主要靠的是睡前的时间，床头时常放上打开的两本书，像蚕食一样，每天吃下几页。不是很喜欢奈保尔的《魔种》，据称这是一部简洁而灼热的小说，关于身份认同、理想主义以及它们塑造或毁灭我们的能力——是他的封笔长篇；我比较喜欢《自由国度》，几个单独的故事穿到一起，主题彼此关联，比较适合枕边阅读的节奏；最合胃口的是《灵异推拿师》，极具传奇色彩，几乎不可想象的事，就那样层层推进，喜剧和闹剧跌宕起伏，正像译者吴正在《译后记》中写的那样：“中文版《灵异推拿师》的推出，距离作者完成书稿差不多已隔半个世纪。伟大的小说，并不因时光的流逝而消退其魅力，相信《灵异推拿师》足以让五十年后的我们，跟随作者的笔墨，在他构筑的文字世界里，饶有趣味地品味一段奇异的人生之旅，重新认知一个殖民地国家人民的真实历史。”克劳德-西蒙的《弗兰德公路》的确是本很晦涩的书，可以跳过他的个人风格的那些括号来读，立即觉得顺畅了很多——那些括号中的描述，很像是笔墨过于饱满的毛笔在宣纸上呈现的洇染，可以增添整体画面的视觉效果，但与书写本身，并没有什么妨碍。整部书的主题，是异常深刻的，比如在第一部中引用列奥纳多-达-芬奇的话为题记：“我过去以为自己在学习怎样生活，其实是在学习怎样死亡”；在第二部中则引用了马丁-路德；在第三部中，引用的马尔科姆-德-沙扎尔，更让人印象深刻：“感官的享受，就是两个活着的人对一个死者身体的搂抱。这里指的“死尸”，是变为与触觉同体的，一时间被毁灭了的时光。”

这两天阳光普照，没有丝毫的雨色，但街上的车辆明显稀疏了些。可以想象所有去公墓的路上的拥塞。上周带儿子去看过父亲了，龙山上手植的松柏更加茂密了。儿子很细致地把爷爷的墓碑擦干净，便去炉上插香。我告诉他里面的沙土要松动松动才成。儿子和他爷爷很有感情，对于他来说已经是很久远的记忆，他还能记得许多与爷爷有关的细节。我说如果爷爷活到现在，非把你惯坏了不可——你的钢琴就是爷爷给的，要用心去弹。换过了碑额上的花带，在墓前围栏小石狮子上绑上两丛鲜黄的菊花，焚上香，点一枝烟给父亲，许多想说的话，像轻烟在山野间缭绕。我们从山上走下来的时候，出租司机说都等了一个小时了。这段日子，按时间控制点排开的一件件事情，又来挤占睡眠时间了，加上筹备职称考试、协助公司修改一本书的十几篇文稿，有这祖孙三人独处的一个小时，已经足够了。

昨天是春分，据说这一天鸡蛋可以立在桌面上，因为这一天的昼夜一样长，事物均处于均衡状态。试着从冰箱里取出几个鸡蛋，没有像看到的图片那样不借外力，鸡蛋一个个神气地立在那里。或许煮熟的鸡蛋才有那样的效果吧？但已经没有了那样的兴致。单位的电脑已经有段时间不能上网了，家里的电脑也出了问题，只是偶尔用老伴儿的电脑查些资料——就像此时，她带儿子上钢琴课去了，才可以较从容地写上几笔。手上的这项工作，已经排满了三个月的日程，前段时间除了做整套的工作方案，又赶了两个几千字的材料，又像是恢复了工作狂的状态——这很像是有变形恢复记忆的金属，在适当的条件下，就会处于一个较恒定的形态。但很明显，自身的应力已经大不如从前了，一个通宵下来，感觉像散了架子似的，每个关节都像是能发出声响，啪啪的，呵呵。昨天下午去开家长会，班主任李老师提出了享受教育的新理念，在孩子素质和能力培养上，更加注重智慧的启迪。语文苏老师也特别提到，在加强基础训练的同时，高精尖的东西也应让孩子们去尝试，这对增强孩子的发展后劲，是很有益处的。看上去有些松散的教学，其实是在孕育独立思考的精神。前些天看了比尔盖茨在一所大学里与学生们面对面交流的片子，与他一起去的还有一个传统产业的富豪，他们在一些主要的方面，观点出奇的一致。这是不是可以说，无论出于怎样的出发点，人们必须面对的具体问题，都是相似的。儿子的钢琴六级已经过了，薛老师说让他调整一个时期，安下心来练琴，过一年直接考十级。

译林出版社出版的雷蒙德·卡佛的《大教堂》收入了11篇小说，在目录前有这样一段文字：“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写普通事物，并赋予他们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写一句表面看来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这是可以做到的。”看了其中的9篇，差不多是一口气读完的。感受很复杂，需要进一步的整理。找了些相关资料，辑录如下：评论家赫金格对卡佛作品的最早定义是：“表面的平静，主题的普通，僵硬的叙述者和面无表情的叙事，故事的无足轻重以及想不清楚的人物。”小说家杰弗里·伍尔夫更干脆地把卡佛及他的追随者命名为“减法者”。而颇具号召力的“加法者”约翰·巴斯，则以一种喜恨交加的语态，为“极简主义”文学做出了最令人信服的定义：“极简主义美学的枢纽准则是：艺术手段的极端简约可以增强作品的艺术效果——即回到了罗伯特·勃朗宁的名言‘少就是多’──即使这种节俭吝啬会威胁到其他的文艺价值，比如说完整性，或陈述的丰富性和精确性。”卡佛自己认为：“在这个国家里，选择当一个短篇小说家或一个诗人，基本就等于让自己生活在阴影里，不会有人注意。——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无法设想自己，以一种嘲讽贬低的姿态对待普通日常生活的题材，或所谓的“俗事儿”。我认为在我们过的生活和我们写的生活之间，不应该有任何栅栏。对于那些不好意思写剃头、拖鞋、烟灰缸、玉米粥这类事物的人，我替他们感到羞耻。——在我的小说中，人物之间往往没什么爱情或是别的某种联系。不过，《大教堂》是个例外。写那篇小说的时候，我知道它与我以前写的任何一篇都不同。这可能也反映了我自己生活的变化。写《大教堂》的时候，我在一种冲动中感到：‘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写作，就是这些。’写那篇故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展开自我的过程。”

罗豫在《雷蒙德·卡佛：平民美国的冷郁闷》一文中写到：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这是46岁时弗吉尼亚·伍尔芙对女性写作开出的条件。而亨利·米勒40多岁写《北回归线》的时候，曾经说，他要在一间借来的房间里写作，随时都可能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笔。也许，类似的遭际才是许多作家的生活常态，“要把牛奶和食物放在餐桌上，要交房租，要是非得做出选择的话，我只能选择放弃写作”，卡佛的话无奈而又一针见血。罗豫随后到：《大教堂》是他最著名的短篇之一。主人公的妻子多年来与一位盲人朋友保持联系。一次，盲人朋友终于要来拜访这对夫妇，妻子兴致勃勃，主人公却非但不激动，反而竭力克制自己毫无理由的敌意和鄙夷。和其他一些故事一样，主人公对生活这种无所谓和厌弃相混合的态度，始终是个没有提示的谜题。除了从卡佛自己的生活经历入手，恐怕很难找到别的解释。《大教堂》结尾，主人公在闭着眼睛和盲人一起画画的过程中，绷紧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不是四两拨千斤，而是花大量篇幅在天平一端放了过多郁闷之后，在另一端放一茶匙淡淡的欢欣意思意思。然而，这便是雷蒙德·卡佛。

比目鱼在《雷蒙德·卡佛——刻小说的人》中写到：1987年6月，《纽约客》杂志发表了一篇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的短篇小说，名叫《差事》（Errand）。熟悉卡佛的读者发现，这篇小说与作者以往的作品有很大不同。卡佛笔下的典型人物一直是那些中下层美国人，他们居住在无名的城镇，形象普通得不会吸引任何人注意。而《差事》则大不相同，写的是俄国作家契科夫的死。契科夫是卡佛的偶像和写作上的导师。在这篇小说里，卡佛虚构了契科夫从染上肺炎开始吐血一直到他在德国去世的过程，其中提到一个细节：契科夫的妹妹去医院探望他时，在病房的桌子上看到了一件“让她惊恐的东西”，那是一张医生手绘的契诃夫肺部示意图，图中的肺用蓝色线条勾勒，但肺的上部涂满红颜色，她意识到，那部分代表患病的区域。《差事》发表的时候正是雷蒙德•卡佛写作生涯的鼎盛时期。这位出生于西北部贫穷锯木工家庭、年轻时为养家糊口奔波劳累、后来又因为酗酒险些丧命、打过各种杂工、曾在各地辗转流离、经历过两次破产和一次婚变的小说家兼诗人，经过多年的打拼，终于获得了文学界的承认和褒奖：“自海明威以来最出色的短篇小说家”、“美国的契科夫”、“极简主义”——这些荣誉和标签可谓来之不易。此时他已经出版了《请你安静些，好吗？》（Will You Please Be Quiet, Please?）、《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谈论着什么》（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大教堂》（Cathedral）等短篇小说集和若干本诗集。此时他已戒酒多年，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是即将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女作家苔丝•加拉赫（Tess Gallagher）。《差事》是卡佛的最后一篇小说。1987年9月，也就是《差事》发表后的第四个月，卡佛像契科夫一样开始吐血。10月初，卡佛被查出肺癌，他的左肺被切除了2/3。第二年6月，卡佛的肺部再次发现癌细胞。当月，他和苔丝举行了简单的婚礼。1988年8月2日清晨，卡佛因肺癌死于家中。在最后的日子里，卡佛一直在写未完成的诗集。有一天，这位作家对他的妻子说：“宝贝儿，我们已经被载入史册。”临终前，卡佛每天静静地坐在家里的门廊上，望着院子里栽种的玫瑰花出神。去世前几个小时，卡佛告诉妻子，他是多么喜爱契科夫的小说。契科夫去世时44岁。卡佛去世时50岁。卡佛笔下的人物几乎没有能言善辩的。他们用最普通的思维方式思考，用最基本的日常语言交流。可是，在这些故事中，这些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往往被某一件异样的事情打乱，他们感觉到了这种异样，并且能隐隐预感到自己的生活可能因此变得不同。然而，由于他们不善言辞，也从未学会和自己的内心交流，于是，他们往往陷入一种“无法言传”的困境。——小说《羽毛》（Feathers）写叙事者和他的妻子到另一对夫妇家里做客，他们在主人家中碰到一些奇怪甚至骇人的事情：这家人养了一只孔雀，身上有味道，不时发出怪叫，但主人竟然允许这只鸟走进房间里来散步；而他们刚刚出生的孩子长得其丑无比，样子吓人，对此他的父母仿佛视若无睹。在这篇小说的最后，叙事者看着客厅里那只怪鸟和主人的丑宝宝嬉戏玩耍，他忽然感觉这个夜晚“很不一般”，他甚至默默许了一个愿，希望“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夜晚”。的确，事后叙事者的生活因为这次经历发生了改变。但为什么一只怪鸟和一个丑婴儿会让人产生这样的触动呢？这个问题叙事者似乎无力回答，作者似乎希望读者自己去找出答案。——卡佛常说他有“两次生命”，分界点是1977年6月2日。卡佛1938年出生于美国俄勒冈州一个锯木工人的家庭，高中毕业后就开始打工。他十九岁结婚，已经怀孕的妻子玛丽安•伯克•卡佛（Maryann Burk Carver）当时只有十六岁。这对年轻夫妇在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他们因生活所迫不断搬家，居无定所。养家糊口的压力很大，卡佛和妻子靠一些零七八碎的工作挣钱。卡佛曾替药房送货、在加油站给人加油、在医院里打扫卫生、在公寓小区打杂、甚至替人摘过花。妻子玛丽安做过图书推销员、电话公司职员和餐馆侍者。卡佛喜爱文学，打工之余在大学里选修了一些写作课程，在这期间遇到了对他写作生涯有影响力的老师——作家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卡佛在繁重的生活压力下尝试写作，终于发表了几篇短篇小说，找到了一些在学校里教写作课的工作，并于1976年出版了第一本有影响力的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然而不幸的是，卡佛于六十年代末染上了酗酒的恶习。随着他在写作方面向成功迈进，他的酗酒问题却越来越严重，以至于最后整日与酒杯为伴，无法写作。家庭经济同时出现问题，卡佛本人的健康也受到威胁，曾因酒精中毒多次住院。卡佛和妻子玛丽安之间的感情日趋破裂，二人数次分居。卡佛的人生轨迹走到了最低点。1977年6月2日，卡佛终于停止了酗酒，开始了被他称作“第二次生命”的生活。他获得了更多的经济资助，找到了更稳定的工作，他与玛丽安正式分手，开始了和女诗人苔丝•加拉赫的共同生活。直到卡佛于1988年早逝，他的“第二次生命”应该说是安定和幸福的。如果说大部分卡佛的小说取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那么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卡佛对他的“第一次生命”的描绘。卡佛笔下的人物大部分是那些蓝领阶层的“穷白人”——推销员、侍者、理发师、清洁工等等。对于这些人物，卡佛用现实主义的笔法，描绘了他们的烦恼、痛苦和不幸。小说《维他命》（Vitamins）写了一对夫妇，丈夫在医院里做夜间的杂工，妻子靠上门推销维他命挣钱。维他命的生意越来越难做，夫妇两人的感情也出现危机。丈夫背着妻子与妻子的女同事约会，结果在一家酒吧里被一位黑人搞砸了气氛。和他约会的女孩决定到外地去找工作。丈夫一个人回到家，感觉生活越来越失去平衡。从这篇小说中读者可以读出蓝领阶层的绝望和空虚，这种感受和美国文学中经常表现的“美国梦”精神完全不同，它告诉我们：美丽的“美国梦”并不属于所有美国人。——如果拿海明威和卡佛来比较，我感觉，海明威的短篇好像写得更“浪漫”，他对笔下的人物似乎更“仁慈”：即使写一个对生活绝望、身陷孤独的老人，他也会给他安排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让他喝上几杯；即使写一个即将被迫堕胎、充满失落感的年轻女子，他也会给她安排一个车站旁的小酒馆，让她可以坐在那里欣赏到远处“白象似的群山”。而卡佛对笔下的人物就显得“残酷”得多。卡佛小说中的人物大部分不敏感甚至感情迟钝，我们很少看到他们沉浸在带有任何“诗意”的气氛中。他们总是被各种困境、打击所包围，困惑、颓唐、不知所措甚至彻底消沉。浪漫情绪不属于这些人。1983年，卡佛出版了小说集《大教堂》。评论家和读者发现，“极简”不再是这些小说的风格。这些小说里出现了更多的人物背景交代，更细腻的描写，篇幅也更长了。更有意思的是，在上一本小说集《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谈论着什么》中收录过的小说《洗澡》（Bath）在这本书中被再次收录，但出现的却是另外一个版本，篇幅加长了几乎两倍，题目也被改为《好事一小件》（A Small, Good Thing）。《大教堂》获得了更大的成功。读者和评论家似乎都没有因为卡佛放弃他“固有”的风格而感到失望，相反，他们投来赞许，报以掌声。《大教堂》显示的变化不仅仅停留在文字风格上。比起以前的小说，这些新作中减少了“冷酷”，增加了“温情”，读起来更加“光明”了。标题小说《大教堂》被普遍认为是卡佛的代表作之一。这篇小说的叙事者是一个给人感觉内心空虚、生活颓唐的男子。一天，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是他老婆以前的朋友，一位盲人。这个住在外地、刚刚丧偶的盲人一直和她老婆保持通信，谈论各自的的生活。对于盲人的探访叙事者比较抵触，还夹杂着一些妒忌。小说通过这个男子的视角，很细致地描写了盲人的到来、聊天、吃饭等细节，读者可以感觉到他那种冷淡的态度和不情愿的情绪，场面一度有些尴尬。随着故事的推进，我们看到叙事者的老婆先睡了，留下他和这位盲人坐在沙发上。叙事者依然很冷淡，自顾自地看着电视里的无聊节目，一边和盲人聊着一些不疼不痒的话，还怂恿客人抽了一只大麻。在接近小说结尾的时候，电视里开始播放一部关于建造大教堂的纪录片。盲人想知道大教堂到底是什么样子，于是叙事者开始用笨拙的语言向他描述。这种尝试失败以后，盲人建议叙事者采取以外一种方式，他建议叙事者在一张纸上用笔画下大教堂的样子，而他则把自己的手扣在叙事者的手上，跟随前者的动作感觉大教堂的样子，盲人还建议叙事者闭上眼睛，他照办了。结果，在这个描绘大教堂的过程中叙事者进入了一种近乎“忘我”的状态。——雷蒙德•卡佛于1988年去世，但在他死后的二十年中人们不时能听到关于这位作家的猜测和传闻，有人甚至怀疑卡佛的很多小说是由别人代写的。如今这里面的来龙去脉已经被基本搞清。要谈这件事，就不能不提到一位名叫戈登•利什（Gordon Lish）的文学编辑。1967年，卡佛在加州做课本编辑时结识了办公室仅隔一条马路的另一位编辑戈登•利什，二人常在一起喝酒、聊文学，不久成为好友。几年后利什去纽约做了《绅士》杂志（Esquire）的小说编辑，负责寻找文学新人。此时卡佛仍然名不见经传，发表过的小说局限于一些发行量很小的文学刊物。利什劝卡佛给《绅士》投稿，于是卡佛交给利什自己的几个短篇，均在70年代初得以发表。卡佛发现利什对自己的小说干了两件事——1，让它们有了更广泛的读者，得到了评论界的重视；2，对它们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文字删改。利什本人也写小说、喜爱文学，面对卡佛的小说，他似乎难以克制自己的创作欲望。卡佛的第一任妻子在回忆录中写道：“戈登改动了雷的一些小说，很多改动我都不同意。但我意识到他是如此喜爱雷的作品——他希望那些小说是他自己写的。……总的来说，雷非常感激戈登作为编辑的出色工作，他经常认同戈登的编辑，他不喜欢的改动将来可以再改回来，当时最重要的事情是让他的作品发表。”利什帮助卡佛出版了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并得到好评，于是二人开始准备下一本小说集。这一次，利什对卡佛手稿的改动就更加大胆了。利什着迷于极端简练的文字风格，他不喜欢卡佛小说中过多的感情流露和过于繁琐的描写，于是他删除了卡佛原稿中的很多段落，还对部分文字做了改动。书稿中的《咖啡先生和修理先生》（Mr. Coffee and Mr. Fixit）被砍掉70%，《好事一小件》被删掉2/3，更名为《洗澡》，小说《新手》（Beginners）经修改后被改名为《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谈论着什么》。卡佛对利什变本加厉的删改感到不安甚至愤怒。他写信恳求利什不要出版这些经过改动的文稿，但利什还是按原计划出版了经他修改后的版本。这本小说集定名为《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谈论着什么》，出版后受到了评论界的广泛好评。此后，当评论家谈论雷蒙德•卡佛的时候，他们开始谈论“极简主义”这个词。1982年，卡佛和利什开始筹划下一本小说集《大教堂》。卡佛再次写信给利什，希望他不要再越俎代庖，信中说：“我再也无法忍受截肢和移植手术了。”这封信奏效了。这次利什对卡佛的手稿几乎没做什么大的改动。于是，读者看到了一本卡佛“转型”后的小说集。这些事实上更加“原汁原味”的作品受到的好评超过了前两本经利什大规模删改过的小说集。小说《好事一小件》也收集在这本集子当中。当评论家们饶有兴趣地研究卡佛是如何把“极简”版的《洗澡》“扩写”成更加丰满的《好事一小件》的时候，他们也许不曾想到，《好事一小件》才是卡佛最初的版本。此后卡佛终于停止了与利什的合作。临终前卡佛出版了自选集《我打电话的地方》，其中包括7篇新作和30篇以前发表过的小说。此书收录的作品被认为是卡佛自己最满意的小说的最满意的版本。该书收录了《好事一小件》，而不是《洗澡》。然而，书中有一些小说，比如《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谈论着什么》，还是保留了读者已经非常熟悉的“利什版”。据说卡佛的遗孀正在试图出版更多卡佛作品的“未经删改版”，对此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我想还有更多的人，他们并不关心作家背后的纷纷扰扰，他们只关心小说，关心那些真正好看的小说。——1985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和他的妻子去拜访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卡佛的别墅位于华盛顿州和加拿大交界处的胡安•德富•卡海峡。下车后，村上听到一阵阵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他不自觉地深吸了一口气。在客厅里，村上看见卡佛是一个身体魁梧的男人，他向村上微笑，但他不笑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皱着眉头。村上感觉到，这个美国人和自己一样腼腆。幸好有卡佛的女友苔丝在场。村上早就知道，苔丝是一位女诗人，是卡佛和前妻离婚后的生活伴侣。苔丝开朗、健谈，她带着两位日本客人参观别墅的各个房间。大块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地板上。中午，他们围坐在靠近落地窗的餐桌旁进餐。主菜是熏三文鱼。卡佛说，这条鱼是他和苔丝一起在海边抓到的。席间讲话最多的依然是苔丝，她故意放慢了语速，好让两位客人听懂她的每一句英语。卡佛仍然话不多。村上再次庆幸苔丝的在场。村上是卡佛小说日文版的译者。他说卡佛的小说在日本很受欢迎，他本人也极其喜爱。卡佛微笑的时候眉头不再皱着。下午，他们坐在客厅里喝茶。卡佛和村上都已经放松了很多。透过玻璃窗，村上看见海峡中大片的海水在阳光下闪烁。天空碧蓝，几乎没有云彩，两艘油轮缓缓地在海面上移动。潮水慢慢从远处涌来，拍打着房子脚下不远处的礁石，声音低沉而有节奏，其中夹杂着几声海鸥的鸣叫。苔丝建议大家到房间外面的露台上坐坐。卡佛推开客厅和露台之间的玻璃门，一阵带着咸味儿的海风涌入屋中。在露台上，卡佛和村上各自点燃了一只香烟。海风很强，但阳光非常暖和。村上的视线偶尔和卡佛相遇，卡佛对村上微笑，眼睛里反射出海水的光芒。这时，村上看见露台一侧的木板地上躺着几只海鸟。他走过去，发现那是几只海鸟的尸体，它们翅膀上纤细的羽毛随着海风抖动，像斜插在地面上被人遗弃的旗帜。卡佛发现客人在观察那几只海鸟。他说，经常有海鸟死在他家的露台上，这些可怜的鸟儿很不幸。他说，这些海鸟，它们看见玻璃窗上反射出天空的影子，就以为那是真的蓝天，它们想往天上飞，结果就撞到玻璃上，被撞死了。大家陷入片刻的沉默。村上吸了一口烟，他回过头看了看那面巨大的落地玻璃窗，玻璃里反射出蓝天的影像。虚假的天空，村上用带着日本口音的英语喃喃说道。我憎恨虚假的天空，卡佛说。

孙小宁在《雷蒙德·卡佛：艰难时世中的观察者与表达者》中写到：事实上，像许多经典的外国文学作品一样，在正式引进版权之前，卡佛的作品就在中国有相当的流传。于晓丹翻译、花城出版社1992年推出的《你在圣弗朗西斯科做什么》，算是最早的版本，其后还有作为英语注释读物问世的《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有影响力的版本还包括台湾版的《浮世男女》(根据《Short Cuts》翻译，张定绮译)、《当我们讨论爱情》(根据《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翻译，马英译)。译林社今年推出的肖铁译《大教堂》，算是第一次正式引进中文简体字版权。——文中还整理了国内部分评论家、作家对卡佛的短评——李敬泽：卡佛重塑了中国作家的价值观——“卡佛到底对中国作家有什么影响？第一个或者是首要的影响，可能是影响了他们的文学价值观。关于文学、小说的写作，什么值得我们作家提笔观察或者是表达，过去的中国作家受一种潜在的价值观影响，通常认为是要有希望的，要在他的生活和命运中表达了充分意义的，即使是个倒霉蛋，最后也一定表达了一种希望的姿态，总而言之一定是要有充分意义的东西才值得写。但是到了卡佛这里，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写作的可能性，或者是看世界的可能性。有些东西实际上是过去我们没有看到的，有些东西过去被我们原来的价值观屏蔽掉了。而他提出的是，没希望的人生是不是就不值得写？卡佛笔下都是些倒霉的人、失意的人、潦倒的人、不成功的人或者是软弱的人，醉酒者，通过这些，卡佛为中国作家打开了眼前一座屏障，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看到了人，或者说我们看到了生活或者人另外一种希望。”苏童：卡佛留下的是文字锻造的一把匕首——“所有雷蒙德·卡佛的小说，你都觉得在记流水账。照理，记流水账，水是往低处流的，但他这样的小说笔法，水是往高处流。我觉得它非常好地解决了我在小说创作中的问题，如何把日常生活与我们所探讨的关于人的处境问题、人与人、人与世界不可调和的关系处理好。流水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这是我从他的小说中得到的启发。因为他切入得很成功。对于我，这等于打开一个新窗口。”“卡佛小说里的一切尖锐得令人生畏，如果说他“杀人不见血”有点夸大他对读者的精神压迫的话，说他拿着刮胡子刀片专挑人们的痛处可能比较被人赞同。有批评家论及卡佛的世界观，说是黑色的。怎么会呢？那是把追求简单叙述的卡佛一起简单化了，我反而觉得卡佛是个很复杂的作家，只有复杂的作家会对语言有超常的狠心肠，杀的杀，剐的剐，留下的反而是文字锻造的一把匕首。”肖复兴认为，卡佛的小说为心想事不成的人而写——“从小说而言，卡佛的小说很大程度上是为心想事不成写的，哪怕现在事业成功了，内心也一定有这样的成分躁动。读卡佛的时候我想到另外一个美国的小说家库佛，应该说库佛是卡佛的前辈。他们的小说有很多相似的东西，但是也有很大的不同。库佛小说可能更多是写那些美国的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也写下层人士。比如说他的一篇小说《重逢》，而卡佛有一个《软座包厢》，写的是父子。而前者也是把这一对父子矛盾放在火车站重逢，只是重逢结果不一样。后来我想他们的差异在哪里，并不在于他们写的对象不一样，也不在于他们的手法不一样。而在于一个作家艺术的积累和生活积累的背后，内心潜伏的对文学的认知、立场、情感以及最终抵达的地方差异很大。我还想补充一句话。其实卡佛的诗特别好，我不懂诗也不看诗，但是看了他的诗后很被触动。他的诗不像诗，就是大白话，但是可以打动你。所以从本质而言，我觉得卡佛是一个诗人，否则不会这样对待生活。他的生活不如意，说老实话比我们的打工者混得还惨。但是他有这样文学的追求，这种反差我找不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人以礼仪为先，树以枝叶为源——讲评书的开篇常这么念叨，特别是在有关情定终身的章回里，这样的句子是不能少的。随后就会提到交换信物，钢刀赠给英雄，红粉送与佳人，或是香囊罗帕什么的，投桃报李。当然也有金呀玉呀比较名贵的物件。没有这些，就显得情无所系，也少了念想——睹物思人，是最起相思的情景。

古人到底是怎么谈恋爱的，说起来话长，隐约知道在几千年里明媒正娶，是婚姻的常态，要下聘礼，当然也可能包括信物——但我一直觉得信物与私情有关，所谓私定终身，也就是很山寨。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林黛玉与贾宝玉，这些后世的经典，在当时都是很山寨的，不被祝福。

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土崩瓦解，婚姻自由成为了常态，定情信物也不那么山寨了，那么怎样的信物才算经典呢？《魂断蓝桥》里的吉祥符，应该算一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雄钢笔，应该算一种；八十年代的诗集，应该算一类；再往后好象就是戒子和项链了，特别是镶大克拉钻石的——似乎维系情缘的信物，从信念、理想、真诚的象征层面，一路走到了名贵的门口——再走下去，会走到哪里呢？

溯本求源，我觉得信物还是山寨些好。可以把更多注意力用到情感本身上，而不是为物所累。我送给老伴儿的信物，恋爱时，是一个银色的发卡（十几年后我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它已经退色为铅灰色，但还在）；结婚后，每年我送她的也都是些很山寨的小饰品；而她送我的银项链，许多年来一直挂在我的脖子上，一低头就滑到胸前。在海南，我们倒是看过一款名贵的戒子，她试了试，又放下了。后来在有鹿回头传说的地方，她买了一把锁，锁在了那些挂满红布条的树上，然后攀到礁石上，把钥匙抛到了海里。至今我还能想起老伴儿把那把钥匙抛到海里后看我的神情，是那么的肯定。几年后，在丽江玉龙雪山三千多米海拔之上，我又见到了那样的锁，成串锁在山崖边的铁链上，背景就是玉龙雪山白雾茫茫的山脊，异常俊朗。当时拍了许多照片，其中一张一直用做了电脑的背景。

两情相悦，易拉罐的拉环也是最好的信物；情到浓时，一条短信便终难忘——但最好别送山寨手机，据说有人在使用80毫安山寨手机时，被炸飞了半边脸——如果那是你的情人，正在与你缠缠绵绵倾述衷肠，忘了时间，不怕没电，不顾烫手，手机果真打暴的时候，说不定真的是灵魂出窍的瞬间。

出院后的妈妈觉得身上轻松了很多，腹水的症状消失了，只是手术后的身体很虚弱，还要慢慢调养——身体看上去一直很健康的老人家，不想隐藏着这么大的病患，做儿女的真的觉得很愧疚。从初一到十五，老人家都是在医院渡过的，前期检查就去了三家医院，从初六开始住进了医大二院。住院的这半个多月，不知是怎样过来的，姐姐和老妹的情绪一直在波动，但在妈妈面前，都要尽量不留痕迹，安慰她做完手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从术前检查妈妈就没吃什么东西，加上灌肠和只允许少量的流食，那条一尺多长的S型刀口，如同划在我们身上——再多的营养液，都显得微不足道。分两次托朋友搞来的四支白蛋白，医院先是不让用，怕有质量问题，后来签了保证书，才算同意。在睡梦中依稀还会出现那幢住院大楼，在午夜十分亮着昏黄的灯光——常常在妈妈熟睡后，去电梯口的扇形走廊里抽烟，从那里望出去，沈阳的夜色很苍茫，星罗棋布的高层建筑上的灯光，像金属丝线焊接在一起，满满的，让我想到妈妈腹腔里的那些块垒。我从那里来到了世上，不到四十年，那里却危机四伏，所有的花朵都枯萎，凋谢了——我们生命的源头，竟是如此脆弱。每天中午，还像平时那样到妈妈那里坐坐，姐姐和老妹对妈妈的起居饮食照顾的很周到，妈妈的精神也很好，面色也红运了很多。真的希望这一切只是一个梦，一切还像往常一样。

深冬的夜晚是适合阅读的，随手翻看几本几年前的《收获》，又顺手拿起了老伴儿在读的张爱玲——以前对她的散文有些印象，语言很精到，好象还是很少稳稳当当读她的小说——显然要比期刊上的东西好看得多。人常说的女人尖刻的视角不必去说了，单就《倾城之恋》而言，起笔与当时的年代贴合的丝丝入扣，而故事一经展开，像裂开了核，涌出了许多超越年代的汁液，特别是香港沦陷的背景，让我觉到了《飘》的分量。读《飘》的时候，耳边响着电话交换机房卡卡的巨响。那间老式机房在一幢小二楼的楼上，楼下是电话维修班，门口挂着一个小木牌，用红铅油写着八个仿宋字：机要重地，闲人免进。楼下常有人来人往，楼上绝对是机要重地，只有一个头发稀疏的小个子南方人在里面翻弄据说只有他一个人能看懂的兰色图纸。人们都叫他刘工。我看过那些订成很厚一本的图纸，的确像天书一样，比父亲当年自己安装电视机用的那些电路图还要复杂。上面的仿宋字，异常工整，横画的收笔都留一个漂亮的空心小三角，门口小木牌上的字，应该是出自同一手笔。我上楼主要有两个任务，一是每天把机房架排间的黑色橡胶皮地板擦的一尘不染，因为老式机械电话交换机，靠的是继电器，那些金属接点最怕灰尘；二是向刘工学习简单的机房维护知识。刘工四十开外，说话膛音很重，音频也很高，也许是长期在卡卡震响的机房里练出来的，但他一般很少和我说话，大多时候隐蔽在不知哪个角落里翻弄他的图纸。整个楼上就显得很空旷，但不宁静，有人打电话拨一个号码，架排上的交换机就卡卡响，再拨一个号码，又卡卡响。当时的号码是五位数，这意味着有一个人打电话，就卡卡五次，如果有十个人同时拨电话，就卡卡五十次，以此类推。后来，我用两种办法来对抗拖地的单调和机关枪式的卡卡声。一是在拖地前，用墩布在地上写字，然后涂平，完成拖地的任务；二是用深度阅读，把卡卡的噪音忽略为背景音。马格丽特-米西尔的《飘》就是其中的一本书。那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已经在着手上程控机了，那幢小二楼早已消失不见了，它和那些架排到底是怎样坍塌和拆除的，竟没有丝毫的印象。在我的印象里刘工没等到退休就去世了。有卡卡背景音的“书城”，注定是不可重复的陈年旧事。才注意到，小年已经到了。如果这个年代再有倾城之事，倾倒的会是怎样的城呢？

陪儿子去体育馆打羽毛球，这个体育馆很久没有来了，初中在市业余体校排球队时的训练场，就是这里，现在依然是体校的综合训练场，只是节假日和双休日对外开放。熟悉的夯土地面，铺上了木条地板，场馆里激越的呐喊声、几十人同时跑跳和击球声，像是隔夜的暴风雨，现在在这里依次排开的八个羽毛球网的四周，显得异常轻灵，好象重金属换成了轻音乐。这个冬天儿子迷上了打羽毛球，每天晚饭后我和老伴儿轮流陪他去电梯口的门厅对打，看上去有模有样了，老伴儿托在行的朋友配齐了较专业的两套新装备。新拍子弹力很好，球打在上面会发出腾腾的脆响，每个拍子有个套，另外还有一个大背篼不仅可以装拍子，还可以装运动鞋、水杯、运动服等等，一肩都背走了。外型有些像掷弹筒。很专业地拉开阵势，很快乐地收场，儿子余兴未了，要去玩冰车。我动员体力明显下降的老伴儿：“挺大的人谁好意思去玩冰车呀，陪儿子去有什么不好？”事实证明我的判断十分正确，所有陪孩子去玩冰车的家长，看上去都比孩子尽兴。一块粗糙的木板，下面钉两个铁条，上面安个板凳，用两根冰钎子就可以在封冻的河面上畅快地滑翔，特别是转弯的时候，冰车侧滑推进，很是享受。司机是比较害怕侧滑的，这意味着事故，而冰车司机是喜欢侧滑的，这意味着享受，即便遭遇意外，摔个屁墩，也是幸福的屁墩。在摔了两个幸福的屁墩之后，儿子要去图书馆看书，我说你王叔叔找我写歌词的事，你和妈妈去吧。我背着“掷弹筒”，跨过新华桥，直接回家了。王劲中旬要去北京录音，他从武夷山蜜月旅行回来，只见过一次，觉得他还沉浸在新生活的幸福当中，这么快进入下一首歌的制作，很是难得。2009年就这样开始了，周边环境在新的一年会有明显的变化，2008年12月29日《辽沈晚报》题为《沈阳向上》的专题策划上称，铁西越来越像大花园，皇姑城市中心快乐向北，有韩版“迪士尼”之称的乐天世界要在那里安家，汽车拉着大东奔跑向前，太原街将扩大N倍，中街要成为未来沈阳的“铜锣湾”——2008年12月25日《抚顺晚报》载文称，南站将成为水岸新城区，城东变身文化行政区：轻轨连接沈抚，浑河分段通航，打造南站新城区和“两区一带”，以及汇集文化到城东。外部大环境的明显变化，显现着总体的大趋势，所谓象显可征，虽然股市上宣称2009不是底，经济危机还在纵深推移，但从周边可持续发展的大趋势来看，已经处在触底反弹之中，世界经济的委顿更像是一瓢冷水，只会起到淬火的作用，让这里变得更加锐利。下午的新华桥有层淡金的暖色，阳光从友谊宾馆的半山顶照射过来，桥下冰面明亮的像铜镜，滑冰和玩冰车的身影，像在铜镜上打磨的金沙，使它更加明亮。

眼见2008年即将逝去，耳熟能详的那些关键词——越来越强劲。无论是“雪灾、汶川、三鹿奶粉、金融风暴、经济危机、巴以冲突”等等跑的很快的坏消息，还是奥运会、奥巴马等等很“奥”的瞬间，这样的一年让人的内心填的满满的，即便是身心疲惫，也难以昏昏沉睡，好象身在狂歌劲舞的房间。但昨晚是真的睡着了，老鲁叫我起来吃水果，同事们已经开始散了，独自走在午夜的街上，有些恍惚。现在想当时的状态，很像这种描述：“霜风呼呼地吹着/月光明明地照着/我和一棵很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中国第一首白话诗，也是属于风雪夜归人的。以前在企业报做编辑的时候，我们写过一个同题小说，就叫《风雪夜归人》，有三、四个人参与，发了一整版。好象那是第一篇小说，完全是虚构的。一个朋友看过后，说是太像小说了。言外之意是离实际生活太远。问自己一下，如果一直按照那个路数写下去会是怎样？这就好象是问自己2008年耳熟能详的那些关键词，大多没有直接作用在自己身上（比如没有身在汶川和喝过三鹿奶粉），那么就与自己无关吗？历史的旁观者，同样是参与者，就像行为艺术所呈现的那样。任何进入我们视野和思维的东西，都有它自身的作用，不管我们是否引起重视。前几天东方卫视播放了一个名为《激情年代》的专题，接受访谈的有作家、音乐制作、艺术家、歌手、白领，以交替的方式，每个人多次出现，每次三言两语，述说着自己的生活感受和周遭体悟，这样的散论，反而容易产生碰撞，说不上哪个人就触动了自己一下。

2008年12月5日《辽宁日报》王研文章《三大文化同源如何为沈抚同城创获叠加效应》：在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湾甸子镇，有一条高不过千米、长不到四里的山脉，叫做滚马岭，那里便是浑河的发源地。浑河，长368公里，古称沈水。依傍浑河，毗邻而居的沈阳与抚顺，千百年来共同在这条河流的滋养下繁衍生息着。河流是土地的血脉，沈阳、抚顺，这两座城市，因为浑河的牵连，而成为天然的命运共同体。在相连的自然生态，相连的历史人文，相连的社会民生，以及相连的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沈抚两城也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收获着许多相同的记忆因子。当沈抚同城的概念推出并付诸实践后，这些记忆因子的整合，将为两座城市的相融与共进提供更坚实的基础和更宽阔的视野。同时，这样一个记忆整合的过程，也为沈抚同城后文化资源潜力的发掘创造了更宽广的思考空间。熟悉沈阳与抚顺的人，都能说上几句关于这两座城市的渊源。它们的城市特质十分接近。如果给沈阳定义几个关键词，最常见的诸如：工业城市、满族文化、东北重镇等等。这些关键词同样适用于抚顺。因此，当我们试图整合沈阳与抚顺的记忆时会发现，无论从理论上还是情感上，都可以获得许多的凭借与支撑。<三大文化源构成记忆整合的三大支点>沈抚同城是以沈抚三大文化源，即浑河源、清文化源和工业文化源进行总体定位的。这三大文化源也是两座城市在同城化过程中进行记忆整合的三大支点。首先是浑河源。 1296年，元代重建土城，改沈州”为“沈阳路”，归辽阳管辖。由于沈阳地处沈水（浑河）之北，以中国传统方位论，即“山北为阴，水北为阳”，故改沈州”为沈阳。从此，“沈阳”这一名称正式出现在史料上，距今已有700余年的历史。而“抚顺”一名则最早见于1384年，当时的明王朝在浑河北岸高尔山下建砖城一座，取名抚顺城。两座同于浑河北岸诞生的城市，一直以浑河为城市的母亲河。浑河的源头在抚顺境内，流经沈阳，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浑河为两座城市创造了许多新的发展机遇，而本居于浑河之北的沈阳和抚顺，都开始向浑河南岸发展。如今的浑河，已经成为沈阳城与抚顺城中的美丽风景，沿河两岸鳞次栉比的现代建筑，构成了两座城市的新形象。并且，随着浑河通航计划的不断推进，未来乘船来往于沈阳与抚顺将成为现实。无论是旧时还是今日，浑河无疑是承载两座城市共同记忆的重要载体。甚至可以说，浑河就是沈阳与抚顺共同的脐带，而浑河的生命故事，也就是两座城市最原始和最本真的记忆共同体。浑河不仅在地理位置和自然生态等有形因素方面将沈阳与抚顺连为一体，也在用河流沉淀的记忆等无形的因素牵连着沈阳和抚顺的命运。如果说浑河是在地域上牵连沈阳与抚顺，那么在人文风俗方面令两座城市具有同城化根据的，便是满族文化。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建立后金政权，定都于赫图阿拉，后改称兴京，即今日的抚顺新宾满族自治县。此后，在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辽阳、沈阳，并迁都于辽阳。1625年春，努尔哈赤决定迁都沈阳，从此沈阳成为后金政权的统治中心。作为清王朝的历史遗存，分别位于抚顺和沈阳两地的赫图阿拉城、永陵、沈阳故宫、福陵、昭陵构成了清文化与清前史最全面的缩影。永陵、沈阳故宫、福陵、昭陵均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抚顺与沈阳，同样扮演着清王朝肇兴之地的角色，也同为了解清朝历史、满族风情的主要城市。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观察，这段互相关联的历史记忆，也为两座城市培育了相似的风俗与特质。整合这样一段记忆，也就是在整合两座城市的风俗与特质，寻找它们共同的文化根脉。沈阳与抚顺的另一重要文化源，便是工业文化。或许是因为地域相近、历史相近，因此造就了两座城市相近的发展轨迹；又或许是因为发展轨迹的不约而同，又进一步促进了两座城市在地域和历史上的依存性。共饮一河水的沈阳和抚顺，除了拥有相同的古文化资源，还拥有相同的现代文明烙印。两座城市同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抚顺曾被誉为“煤都”，沈阳铁西区则有“东方鲁尔”之称。同样是大型工业城市，拥有大批工业设施、工业人口，城市里又同样弥漫着浓郁的工业气息，由之而形成的城市性格对两座城市来说都具有十分鲜明的标签性意义。经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阵痛后，两座城市同样面临转型的机遇与挑战，在发掘工业之外的城市新形象的同时，那些有关工业的记忆依旧深刻地烙印在城市的记忆中。工业文化，必然是沈阳和抚顺之间进行对话的最适当的共同语言之一。人们用“文化同源，人文相亲”来形容沈阳与抚顺之间的关系，由于三大文化源相交融，为沈抚两城奠定了共有的城市历史和文化底蕴。因浑河源、清文化源与工业文化源而形成的记忆纽带和记忆共同体，除了构成沈抚同城得以实现的现实根据之外，在沈抚同城化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也必将被进一步深入整合。<同城化将形成更具潜力的板块式文化资源>所谓同城化，是指一个城市与另一个或几个相邻的城市，在经济、社会、文化以及自然生态环境等方面能够融为一体的发展条件，以相互融合、互动互利，促进共同发展；以存量资源，带动增量发展，增强整体竞争力；以优势互补，相互依托，完善城市功能。因此，同城化也即是城市与城市之间将各种资源进行有效整合的过程。这一整合的过程，会带来双赢的局面，会刺激更大的潜力产生。著名城市问题专家朱铁臻曾经撰文指出：“同城化”并不是“同一化”，也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形成辐射力、扩散力与竞争力越来越强的板块经济。整合记忆后的沈抚两城，随着同城化的逐渐实现，无疑将会拥有更具潜力的板块式文化资源。近年来，沈阳与抚顺共同开发文化资源的行动已经在旅游业方面显示出了一定的潜力。 2007年举办的沈抚旅游同城化研讨会期间，有学者表示，由于沈抚两城拥有共同的人文历史、相近的自然条件，在旅游资源方面可以实现有效互补、统一开发，包括自然生态旅游、清前历史旅游、爱国主义教育旅游以及工业文明旅游等旅游线路，目前正在形成的重点线路有沈抚山水生态旅游线路、沈抚历史遗迹旅游线路和沈抚红色旅游线路。这种将“山水生态旅游”、“满族风情旅游”、“红色旅游”以及“工业旅游”为特色的旅游资源进行整合性开发的办法，有利于沈阳与抚顺文化资源潜力的再开发，并且开发此类具有高度融合性的特色旅游项目将增强两座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以清文化资源为例，沈阳的旅游品牌之一便是清文化，把清代宫廷礼仪和满族民俗文化融入旅游项目当中，突出展现了历史文化名城沈阳的独特风韵和城市魅力。毗邻沈阳的抚顺，作为清文化的发祥地，同样拥有众多珍贵的清文化历史遗存，并且与沈阳的同类文化资源具有高度的互补性。将这些文化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之后，梳理出了一段更清晰的清前历史，并且也使清文化被赋予了更加丰厚、完整的文化底蕴。工业文化方面，沈抚两地可开发的文化资源也非常丰富，比如抚顺有国家工业旅游示范点西露天煤矿，沈阳有铁西工人村生活馆，许多已被开发为文化旅游项目的著名工业文化遗产，为两座城市提供了携手合作的基础，并且也为那些希望整体概览新中国工业发展史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虽然同城化可以帮助沈阳与抚顺的文化资源组成一个共同体，但是，两者之间必然是存在差异的。在差异之中建立起的互补型共同体，避免了重复性、同一性，反而创造了更宽广的思考空间，可以在共同性与差异性之间收获双倍甚至数倍的叠加效应。沈阳与抚顺，正在通过“同城化”来创造历史。两座毗邻而居的城市，由于自然、地理、历史、文化、风俗等方面的因素而具有了兄弟一样的血脉关系，这似乎是天然的命运。今天，它们将一起主动书写命运，将这种血脉关系进一步一体化，那些源自于它们自身的记忆，也必将在这一过程中被整合、被交融。可以预见的是，沈抚同城的记忆整合将为未来的“同城化”文化资源创造更多的机遇。

2008年11月27日《光明日报》董光璧文章《互联网与中国传统文化》：当今世界互联网的发展，为实现文化融合，创造新文明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创造新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使命和复兴的契机。整合人类智慧的互联网与传统文化结合，就能带给人类新文明的曙光，这是我要说的核心思想。英国哲学家罗素，曾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地球脑的觉醒》，里面有这么一段话：“我们将看到奇迹可能在地球上发生，在我们这蓝色珍珠上发生。人类可能处在一个进化飞跃的边缘，数亿年才发生一次的跃进，可能会在进化的一瞬间发生。导致这个跃进的变化就在我们的眼前——或眼前后面的心智里。”关于互联网的讨论会涉及许多问题，主要是科学、技术、产业和人类的未来问题，但我最关心的是它对创造人类未来新文明的意义是什么？<文化融合产生新文明>要理解文化融合产生新文明，我们先要对文化的进化表征有一个简单地了解。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指的是人类的一切活动及其创造物，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创造，而不是我们平常说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有文化和没有文化，而是相对自然而言的人类的创造。在文化人类学意义上，我们这个文化进化了三大步，也就是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而这样的文化，有两个主要的进化机制，一个是挑战应战的学说，另一个是冲突融合的学说。第一种学说认为，文明的产生和进化根源于人类对挑战做出了适当的应战。比如水灾、旱灾，你要对付自然灾害就要发明创造。这种观点主要是解决了人类文明怎么产生的问题，地球上几十个文明圈都是在对自然的挑战做出了适当的应战而形成的。自然与文化的相互作用，是文化进化的一个条件。自然是人类生存的条件，文化是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是联系自然与文化的唯一环节。文化的进化就根源于文化与自然的相互作用。面对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的挑战，人类以其潜在的挑战力进行应战，人类就是在这样的挑战中发展的。人类自身的挑战就是打仗，来自自然的挑战就是天灾。这个应对挑战并不可怕，地震啊，洪水啊，狂风啊，如果没有这些也就根本不可能有人类文明的产生，今后还会有，仍然要应对这样的问题。对外来入侵，外来民族的侵略也是一样，你有一个适当的应对，你的文明就会发展，应对不了你就灭亡。第二种学说认为，人类文明的演进根源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融合，比如工业文明就是在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中产生的。不同文化的冲突不可怕，它是进化的一个条件，但是你必须跟着一起融合才能产生新的文明。文化环境的挑战、应战就表现为不同文化的冲突和融合。那么，未来文明将怎么产生，也就是工业文明之后的文明将怎么产生？按照冲突融合的理论，它一定是在两种文化冲突和融合中产生。那么我们可以猜想，这种新的未来文明，将在工业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产生吗？历史上的欧亚大陆中间很大的一块是游牧民族，欧亚大陆的两端是文明发源地，一端是欧洲，一端是中国。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冲突，是农业文明时代的主要冲突。以后，这个冲突的结果在欧洲就产生了工业文明；而在东方，游牧民族则被汉文化圈同化，但它没有产生新的文化。那么，我们现在看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冲突。工业文明诞生以来，这种冲突就是以欧洲为代表的工商文化对农耕文化的侵略，最典型的就是黑三角。欧洲的殖民主义者把非洲的黑奴贩运到美洲去，把美洲的原料运回欧洲，再把欧洲用机械生产的产品运过去，这是非常典型的。工业文明后的文明如果按照现在我们历史学给出的根据推论，它应该是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但是这种冲突已经有一二百年了，到现在为止工业文明和农耕文明还没有产生新的文明。这样说是因为一个文化系统可以分为技术、制度和观念三个层面。文化系统的发展已经经历了技术主导和制度主导两个时期，当代世界正在走向观念主导的新时期发展。技术主导、制度主导和观念主导，大体分别对应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未来的我们可以叫它知识文明，或知业文明。也就是说，现在尽管我们常常说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等，实际上技术文化也是农业文化的事情，但工业文明已经不是技术主导整个文化系统，而是制度。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农业，农业在一百年以前的技术就已经达到了，只有百分之几的人去种地就可以养活人。现在为什么还要用百分之五六十的人去种地？所以它不是技术问题。这也不是技术问题所能解决得了的，制度不解决技术发挥不了作用。它那个时代已经不像农业文明时期，农业需要上百亩地才能养活一个人，至少也得几十亩，有了铁犁的时候你有几亩地就可以养活人了。基本上就一个人有几亩地就可以养活一个人，是这么一个概念。就是那么一个铁犁，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技术。现在工业文明主要是制度问题，现在制度也不是很重要的了，更重要的是观念。再一个，文化的演变也表现为维系社会的抽象力的更替。什么是抽象力？我想是道德、权势、财富、治理和情感这五个方面。历史上五大要素的发展和相互作用导致其中一种要素起主要作用，就成为社会运转的中轴。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类历史经历了道德到权势和权势到财富的两次中轴转换。当代社会已经开始了从财富到智力社会的中轴转换。当前我们人类已经进展到了什么时候？进展了到由信息技术、社团制度和价值观念主导的文明的治理社会，互联网就是它的标志。互联网标志着我们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新的时期的技术、制度和观念都有它的特定的主导。技术我们可以分为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还有思维技术——操作物的是自然技术，操作人的行为是社会技术，操作概念的就是思维技术。制度可以分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团制度等。我们现在的社会，从文化表征上说，不是以权力为中心，也不是以金钱为中心的时代，而是进入到以治理为中心的时代。权力是制服不了经济的，只有知识治理才能制服经济。 <互联网给未来文明能够提供什么？>我们再来看互联网对于未来文明究竟能够提供什么？我讲四个方面，即走向自由人的征兆、群体智慧的模式、知识产业的雏形和走向共生的生态文明。先说第一个，什么叫自由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党宣言》告诉我们，共产主义说白了就是自由人的大联合。网络能不能为我们自由人的联合提供条件？世界上第一个互联网是美国军方的阿帕网，这是由美国的利克里德创建的。他在1968年就预言，网络将更为直接和更为有效地实现人与人的交流。也就是说，他在刚建网的时候就知道这个网的意义。英国物理学家伯纳斯·李，在1990年发明了万维网(W orld W ide W eb),一种连接和浏览互联网页的系统。1994年在美国创建了万维网联盟。伯纳斯·李在发明万维网的当初就曾设想，通过它把全世界的个人知识连接在一起，而形成一个不断成长的超人头脑。我们现在说的互联网是由地球上的所有人类，包括电脑以及将它们连结起来的各种通讯方式所共同形成的，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独立的组织系统，不为任何个人、组织或者电脑所控制。不能控制，任何人也控制不了，任何一个电脑也控制不了，任何一个组织也控制不了。互联网提供对所有人类知识的全世界范围内的访问，不管这个知识在什么地方，你在网上都可以去访问，从而间接地提高了人们去选择自己道路的自由，直到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平等机会。自由是你有选择的机会时才有的。只有一件事让你去做你有什么自由？你是非做不可的，二占一你也只有一半自由；你有很多选择，10个选择，你就有自由，如果更多，那就更自由了。就像找职业一样，如果只有一个位置摆在那儿你就只能做这个，如果有一百个、一千个职业等着你，那选择的自由度就很大了。互联网就是让你在全世界范围内去搜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自由人大联合的征兆。当然，自由人大联合不可能仅靠技术来解决，虽然技术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看维基百科，是一个群体智慧的模式。群体智慧的思想是说一个群体或者集体比它的成员更聪明，全球脑的智能必然是群体的。因为它源于数百万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互联网就像打鱼的网一样，互相是联系的。维基的概念发明于美国。维基（Wiki）系统是一种便捷化协作式的超文本书写工具，可以在Web的基础上对Wiki文本进行浏览、创建、更改，简单地说，维基系统就大家一起来写作，我写一首诗，我一公布你就可以改，你改完别人改。我们现在一些好的作品不都是在流传过程中不断修改的例子吗？四大名著也不可能都是一气呵成的。这样一个创作，是一种集体的智慧，集体创造，集体写作，也可以叫写作式的超文本书写。维基百科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维基系统，维基百科颠覆了以大英百科全书为代表的学院精英式的知识诠释方式。百科全书是什么人写的？都是专家写的。每一个条目都是相关的专家写的，大条目大专家写，小条目小专家写。维基百科是谁都可以写，专家可以写，老百姓也可以写，谁有兴趣谁有能力都可以写，你补充一个字、修改一个字，你也参加写作了，它的实践可以说是互联网的草根革命。草根革命这个词是从英国那儿来的，英国工业革命就是草根革命，中国的农民乡镇企业兴起的时候也是草根革命。我们大家想一想，集体智慧得有一个方式，它提供了这样一种雏形。维基百科的版本已经超过200多种语言，你从网上看，什么语言都有，所有的作者全部不拿钱，都是自愿者，几百万条条目，一分钱都没花，弄出来了。它的规模超过任何权威的百科全书。这就是互联网为我们提供的群体智慧的力量。群体可以比任何个体都聪明，就体现在这儿。你多大的专家也没有能力写一百万条，但是互联网可以做到这一点，尽管它有很多问题，需要改正。再有一个是知识产业的雏形，我们可以以雅虎和谷歌为例。互联网的发展从最初美国军方建设和控制，经美国基金会支持和管理，由于雅虎和谷歌的创建而走上知识产业的轨道，没多少年。知识产业就是这样走的，很自然的。大家知道，这个知识跟金钱和权力是不一样的，权力是我坐这个位子你不能坐，金钱是在我口袋不能掏给你，知识不一样，我有知识，我也可以告诉你，你有知识，知识是可以复制的。我有，不影响别人有，所以这个没有人跟你要钱，你上互联网，上雅虎也好，上谷歌也好，没有人跟你要钱。我们现在的知识观还是权力的知识观，把知识看成摇钱树，读书做官，把知识看作升官路。我们现在的专利也是这样一个问题。专利本来是什么意思？专利是赎买政策，祖传秘方不交出来，我给你钱，你再交出来。现在反而成了一种光荣，有公司把专利买去锁在抽屉里。本来专利是为了技术扩散，结果弄成了技术垄断，这是发展的异化。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产业就是应该像雅虎谷歌这样，不是向服务对象要钱，而是跟广告要钱，不然的话，它能够发展那么快吗？你想一想，如果每一个人上网都要先交了钱才能点的话，那会怎么样？肯定不是现在这样，它的发展也不会迅速。它本身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去点击，也就没有人去做广告，它也不会上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知识产业到底是什么？我们还拿着卖豆腐的心态，读书做官这样的心态去看知识产业，而不是像自由软件运动那么想问题的话，究竟应该怎么办？包括我们的政府。专利，在法国、德国、美国都做，当它没有专利的时候它是反对专利的，当它有专利的时候才会要求专利，都是这样的。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专利执行过程中是有问题的，从一个知识扩散的措施变成了一种知识垄断。还有一个是有机体的概念，互联网的概念发展可能有一个共生的生态文明的前景。我们的生态文明也是很可怕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也是一个生态文明。现在的事实就是这样，所谓经济链，就是美国是经济链的上端，设计完后把制造的活都放到经济不发达的地方，污染都在你这片土地上，完了跟你算账的时候，国际上讨论的时候，还会说你排污最多，这是一种剥削，也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我们不希望这样的生态文明。信息网络作为互联网的比喻，可以扩展，我们把整个社会作为全球的有机体，网络作为一个大脑，对社会有机体的大脑。我们说有了大脑这个概念，我们就可以说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如果说网络中的信息处理过程成了系统的灵魂或者心灵，那么所有的人连同他们的人造物，像工具、建筑物、汽车等就形成了它的有机体。既然人类个体都是有机体，那么环绕系统也就是一个由机体组成的有机体，那就是一个超级的有机体。超级有机体不仅有一个处理信息的神经系统，还有一个处理物质和能量的新陈代谢系统，如资源、矿产、水、油，透过各种工业加工被转变成专门的产品和服务，运输到他们被需要的地方，被使用，最后反复利用或者变成废物。跟一般的生物有机体一样，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互联网的发展产生这样一种抗衡。互联网在原则上提供了一种普遍的渠道，来自这个世界的所有国家的语言、文字、文化，人们能够通过它相互沟通，这种沟通可以减少相互间的无知和误解，对人们普遍关心问题的讨论有利于达成共识。也就是说有了互联网比较迅速的沟通，人们之间就会比较容易沟通，误会会减少。<互联网时代的传统文化使命> 人们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但还没有人从互联网这个角度说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的改变。著名的搜索网站谷歌要把我们国家图书馆都搬到网上去，我们当然不会同意的，我们一个国家，怎么会把自己的文化资源交给它呢？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文化资源至少在这帮人里边，建设互联网的这些人的心目当中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互联网包括通路、终端和信息，它真正的制高点就在这个信息，也就是说网络的内容这一块。你要解决路由的问题也好，解决终端的界面问题也好，这种技术是容易的，但是如果要建立一个全人类的知识库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绝不是一个公司一个国家，所能做到的，必须是全世界的人一起来做，而且世世代代地做下去才能做好。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从两种文化融合的意义上，也就是说工业文明后边的未来的文明，一定要通过工业工商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产生，冲突已经几百年了，还没有融合出一种新的文明。这是一个战略的认识，而不是战术上批判的继承。我们要从战略考虑，因为这是产生未来文明的必要条件。昨天晚上，香港电台说中国文化是可耻的文化，这是一个认识。如果是这样一种认识，觉得他说的在战术层面，他举很多的例子是对的，但在战略层面上肯定是错的。以小处理对大处理就是错的，不管中华文化有多少缺点，它必然是创造未来文明的必要条件，不管这个文明创造出什么样的文明，它也必然是那两种文化融合才能产生。作为创造未来新文明的必要条件，中国文化传统已经成为世界稀有的战略资源。这一点应该非常重视才对。没有多少延续下来的几千年的文明，有的是在创造新文明过程当中被吸收进去了。那么，现在比较注意的就是阿拉伯文明和儒道的文明。中华的文化是儒道互补的传统，其共性凝结在《周易》的传承中，主要就是天人合一观。刚才，主持人问我讲不讲《易经》，我说讲一点。《易经》怎么评价，有人说是中华文化的源头，这不太好说，但是说《周易》凝结了中华文化的共性，共同的东西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易传》，是《周易》思想表达的基本文本，这个文本就是代表了中华文化的核心观念。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认为,天人合一观是整个中国思想的归宿，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类的最大贡献。这个话我觉得我们应该很认真地对待和思考。我们也不能在对这样一个概念理解有分歧或者理解不清楚的时候，轻易地抛弃它。如果说它是对中国思想的归宿，也是对人类的贡献，那我们就应该认真对待了。“天人合一”是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同时又是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而且代表一种值得追求的人生境界。它既不是自然主义也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从天人关系出发，思考宇宙和人生的问题。这样的一个文化传统，它到底在科学文明的时代饰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有没有发展的前途？我说，在科学成为文明基础的时代，任何传统都要经受科学的论证。中国文化传统是经受住了现代科学的论证的。我举一些例子让大家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看一看，德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莱布尼兹发现易图的二进制特征，这是17、18世纪发现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发现《易经》筮法中蕴涵的同步原理，一种不同于因果原理的普遍联系法则，并以它为其分析心理学的基石。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心理这个东西很复杂，我们也弄不懂。还有一个德国的医生叫申伯格，在上世纪70年代，他发现生物遗传密码表与六十四卦的对应问题。这是不是新的创造？不是，但至少可以说是我们古老的《易经》符号系统，是可以用现代科学去理解的，而不是说已经神秘到现代的科学思想都不能理解的程度。至于说这种对应会不会对科学有所发展，现在的研究还没有人做到这一点。我们当然也不能说有了《易经》就有了原子弹，就有了遗传学，这种说法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比如说你有二进制，你有了遗传学，我们用这个去理解我们的《易经》，它还是有关系的。它不是完全脱离现代科学的一种东西，或者说现代科技不可理解的东西。像丹麦理论物理学家玻尔认为中国的太极图是他的量子力学互补原理的最好象征。奥地利——美国物理学家和文化学家卡普拉发现道家的生态智慧，出版了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物理学之道》，他靠这本书的版税建立了一个研究所，支持他的研究事业。我们现在不是什么都讲生态嘛，甚至马克思都讲到了。比利时科学史家萨顿，他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待东方的文化，强调科学未来发展的人性化方向，现代的科学不够人性化，科学要人性化，并认为新的启示可能会并且一定会来自东方。这是他深入研究的一种领悟，但我们也不能轻视，他不是随便说话的人，是认真研究问题的人。再有一个是李约瑟，大家比较熟悉，他并不把传统的中国科学视为近代科学的一个失败的原型，而是认为道家思想中保存着内在的而未充分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最终要导致现代科学。就是说，近代科学没在中国产生，现代科学是有可能把这种内在的未诞生的充分意义上的科学发展起来的。这是他的一种猜测，也是他的一种领悟，但并不是事实。你要做到这一点是需要去努力的。能不能做出来，那历史将来会告诉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也与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目标是相契合的，不单纯是全球脑自由人的增长。在这个问题上，比如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手稿》中讲，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大家看了这段话，再来想想我们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一些思想，是很有意思的。可惜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详细地讨论这些问题。所以，我最后希望大家要尊重传统，要有一种尊重传统的自觉。不要因为我们现在落后就怪祖宗，那你考不上大学找不到工作能怪父母吗？现在科学落后都怪孔子和老子，是没有道理的。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祖先十全十美，遗留下来的思想都是正确的，都是很好的，不是这个意思。儿不嫌母丑，你老批评祖宗你还有信心吗？你还能前进吗？你还能够去创造新文明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好多的先人做了很多工作，梁漱溟出版《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张君劢等人发表《为中国文化警告世界人士宣言》，都是很有名的。还有许嘉璐等人的《甲申文化宣言》也是讲这个问题，这是2004年的事情。再有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也就是说要对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有自知之明，以适应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老已经不在了。大家很关心传统文化问题，曾经就为什么近代科学不在中国萌芽问题有一个讨论会，当时在清华大学举行的，我也参加了。当时杨振宁先生也在。当时选这个现场会场太小了，临时换了一个大会场，大会场还是挤不下。可以说各种不同层次不同年龄的人关心传统的还是大有人在，还是有热情的。对待传统，爱因斯坦主张重塑，用理性重塑传统。他说事物的这种真理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为强有力的人物重新加以刻勒，而且总是使之适应于雕塑家为之工作的那个时代的需要，如果这种真理不能被不断地重新创造出来，它就会被我们遗忘掉。《易经》也好，《道德经》也好，《论语》也好，要不断地根据时代的需要去重塑。其实，不同的时候，读同一本书，领悟的是不一样的，甚至于不同心境下读同一本书时领悟也是不一样的，更不用说是不同的时代了。我们现在能够读懂《易经》，因为有了二进制，有了遗传学，我们读《易经》的符号跟没有那些东西的时候肯定不一样，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在人文理念方面是一样的，我们说到共产主义，你就可以想到儒家的大同世界，你很自然地就这么联系起来了。你有了其他的主义你就又联系另外一个，就是这样一个的意思。所以历史是要重塑的，传统是要重塑的。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尊重传统，创造未来！”